青海新闻网讯 采访于坚时，随身带着两本书，一本是《众河之神》，一本是《暗盒笔记》，这是两本凝结着于坚对生活、对信仰、对人生思考的随笔集。这当然不是因为于坚的诗歌不重要。于坚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《尚义街六号》至今具有深远的影响，只是因为我近乎执拗地认为，作为于坚思想的另一种表达，他的随笔或可看作他诗歌余绪的表达。当然，于坚对此并不认同，正如他在《暗盒笔记》序言中表达的那样：“从具体的形而下到抽象的形而上，世界总是在这两极之间摇摆。文字如果完全基于想象而对世界视而不见，容易陷入虚妄。”无论怎样，我们的话题还是由这两本书开始，渐渐逼近了那个核心性的命题——诗歌。

　　记者：您在《众河之神》中提到了青海，而《暗盒笔记》中也有多处提到了西部，您是怎么理解西部和西部的青海？

　　于坚：西部的概念是针对东部而言，东部的现代化程度比较高，因此用某种语言来说，西部是落后的，对此我却不这样认为。因为我觉得，西部，西部的青海，依然保持着人和大地的原始关系，在这里，我们依然能感受得到大地伟大的力量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每个民族都顽强地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明，作为一名诗人，我对此感受强烈，青海因此成为了我非常喜欢的地方。青海的民风非常淳朴，俄罗斯有句谚语：“淳朴之境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。”在青海我感受到了一种没有被市场经济摧毁的人性的力量，这也是为什么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，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诗歌发达的国度，青海湖诗歌节只能诞生在西部的原因所在。

　　记者：一方面我们惊叹于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，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经济大潮，您认为作为西部应该如何去处理这样的关系？

　　于坚：西部当然要面对现代化的问题。可是我觉得，青海在经济上落后于东部，这未必只有负面的因素，我们也应该看到正面的力量。也就是说，发展得不充分，使得我们有机会在青海重新思考现代化，去思考我们的民族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的问题。我认为过去的、传统的、保留着大地力量的地区，才有资格去思考现代化。这种思考使得我们可以在东部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，创造一种适合中华民族自己的现代化，比如如何去克服东部的污染问题，比如对精神沙漠的重建。青海人的价值观和东部是不一样的，这里还保留着一种对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的尊重，这是一种很强大的精神力量。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，还要保持民族文化丰富的魅力。我们需要创造一种适合发展的现代化，我们也要保留各个民族文化的魅力，这是一种区别于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，而不是一种被西方文明同式化的生活方式。

　　记者：您是把青海定位成思考我们民族现代化的基地吗？

　　于坚：可以这样说。我认为我们重新反思现代化，应该从西部开始，因为西部还保留着人类生活的童年魅力，它知道我们需要什么。

　　记者：经济大潮的背景下，西部应该如何避免被同式化？

　　于坚：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就是一种对诗意的召唤。

　　记者：在我的认知中，《暗盒笔记》表现的是众生的生存状态，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写作题材？

　　于坚：这是基于我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世界的漫游。上世纪90年代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现代化有一种盲目的崇拜，当我到了西方以后，对此有了新的认识。每个民族的现代化应该基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、自己的经验，不能盲目地跟着一种成功的范例去走。我也注意到，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候，人们的生活并没有被摧毁，这本书是对此边考察边思考的结果。

　　记者：这种未被摧毁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　　于坚：我觉得日常生活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细胞，而且它是在记忆古老的生活经验，这种生活经验使你的人生具有一种意义，使你活得比较充实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过着同样的生活，人就再也没有了想象力，这也就导致了文学和诗歌的消亡，人的生活到那时就会变成一种孤独的状态，这会导致民族精神的下降，民族精神会变得苍白。

　　记者：《众河之神》中您对沿河文化作出了梳理，怎么想起写这样一本有关河流与人的书？

　　于坚：我认为河流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自然状态的存在。河流创造了人，人也在创造着河流。流经大地的河流，也会影响那里的文化。比如说，青海人认为长江、黄河不仅仅只是河流，而是神灵，这种理解和黄河下游的人对这条河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描写河流，是因为我发现了河流复杂的文化形态，我希望这样的文化形态，会对我们有所启示。我要说的是，这样的启示并不是从我开始，青海的民歌以及青海诗人的作品，都在表达这样的概念，因为青海是一片神性的土地。

　　记者：我们还是把话题回归到诗歌吧，您觉得您的诗歌和散文有什么不同？

　　于坚：我也生活在西部，我很早就意识到文化是多元的。我早年的诗歌都是在写这种感受，我敬畏西部这片充满神性的土地，我的写作一直想要表达对万事万物的敬重、敬畏、尊重甚至是悲悯。 (作者：李皓)